一
首先我想讲讲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在这30年中规模扩张很快。从2007年来看,统计数据显示高等教育的总规模(指各种各样类型的办学,包括全日制、继续教育等等都在一起)是2700万人,这个数字很巨大。在世界上人家一听都会吃一惊。当然我们的人口很多,所以比例也不是很高,毛入学率也就23%。有些人总说高等教育扩张得太快。但实际上23%的水平在全世界只不过是一个中低水平,而不是一个高水平,当然这个水平越高越好也不见得。
规模扩张还表现在毛入学率上。毛入学率是指高校学生人数占适龄人口比例。其实更有意义的数据是人口当中有多少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因为有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并不一定是在18岁的时候去做,并不一定是应届,他可以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去做。这个概念我想将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原来很低,也不过几千万人,但是到2007年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7千万人,近年来每年比上年增加至少5百万人左右。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老讲规模,好象我们的水平没有提高,社会上对我们的批评主要也认为质量很差,其实这并不确切的,我的看法是要一分为二。
在质量提高上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比如“211”工程和“985”工程。“985”工程接近40所学校,“211”工程有100多所学校。这两个工程的实施大大提高了一批学校的办学质量,而且还对我们争办世界一流大学和争创高等教育强国创造了条件。
其他一些佐证也可以说明我们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比如国际合作。1995年我当校长的时候到国外去寻求国际合作,肯定是求人家,人家爱理不理,有的根本就不愿意见。但这些年来至少像“985”大学,特别是清华、北大,国外大学上门来要求合作的特别多。当过校长的可能都会有这个体会。现在我们已与178个国家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还和一个包括26个发达国家在内的32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组织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世界对我们高等教育质量的认可。在我国国家科技成果三大奖中,“十五”期间高校的获奖数字在任何一个奖项中占的比重都很大。尤其是今年,北航有两项发明获一等奖。发明一等奖肯定跟工程技术有关的,是科技创新的体现。
客观地讲,我们高等教育是参差不齐,一些学校发展得不错,但一些新办的、扩张出来的学校质量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在办学过程中,有一些地方政府办学积极性很高,但经费投入不足。无米之炊,当然是难以为继的。
教育部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在有限的能力下做了一些努力。质量工程其实钱很少,但在试图做一些事。比如专业认证、精品课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对口支援西部地区的高校等,这一系列措施都是试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但不管是质量工程,还是“211”、“985”工程,其实都是很无奈的事。在教育部这几年我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作为高校来说(我原来做高校校长的时候也这样去做),拼命去争专项,争不到这个专项你就缺了一大块资源。太多专项的结果就是高等学校越来越没有自主权。比方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要想发展,希望国家给他一笔钱他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想法去发展,但这很难做到。因为211工程是重点学科,985工程是创新平台,投来投去投都在重点学科上,学校想发展一些别的可能性很小。质量工程为了一点小钱每个都得评审,我想这也不是高教司很愿意去做的事,但是必须这样,而且每次都得去跟财政部签协议。专项太多,日常经费太少,这是造成我们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一个政府首要的责任是对公共事业进行投资。教育经费的投入是教育质量的基础性保障。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或底线一定要守住,我们为此奋斗了很多年,正在做的《教育发展纲要》也应当要把教育经费的问题明确提出来。
二
中国的工科教育规模确实很大,从绝对数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如果算上很多学理科的人将来可能还是搞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那么中国的工科教育占整个高等教育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我们的工程教育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改革开放后工程教育的培养模式跟文革前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工程教育包括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次,这样一种培养体系比较健全,是一个进步。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高等职业教育中涉及到工科的那些部分也应该算在大的工程教育范围内。以前我们也有专科和本科,但那时不讲高等职业教育,现在所有的专科实际上都变成了职业教育。这种模式当然也有他的好处,但我个人觉得将来可以加以改革,类似美国的社区学院,在社区学院2年毕业后有的可以继续读本科,有的可以直接进入职业教育。因此从大的范围来看中国的工程教育是很庞大的,现在有工科专业的学校达到1653所,占所有高校的88.75%;本科在校生1700多万,工科的学生有672万人,占总数的35.6%。研究生中工科专业接近40万人,超过37%。
建国以来,中国的工程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国以来一大批标志性重大工程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从两弹一星到大庆油田开发,从高性能计算机到三峡工程,从青藏铁路到载人航天,几乎没有一样不凝结着我们国家自主培养的高等工程科技人才的智慧和汗水。
现在我们讲建设创新型国家,其实与创新最紧密的就是工程技术。科学创新不是说改变世界,而主要是发现。工程技术则主要是改变世界,改变中就有很多创新。即使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也需要技术革新。有的专家认为创新型国家的标志,其中一条就是学工程技术的人的百分比。这是有道理的。我们老讲建设创新型国家,但只重视科学家而不重视工程师是有一定问题的。
当然现在在工程技术方面有很多是工程方面的科学家,这也是必要的。科学家一般比较偏重理论研究,但也有一些是从工程技术出发最后在理论方面作出贡献,这两种不同途径都可能会出现。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工程技术水平的衡量标准确实跟科学的评价标准不一样,工程技术不能都拿论文来衡量。在工程技术方面没有诺贝尔奖,但人们往往拿诺贝尔奖来看所有高校的水平,这肯定是有问题的,需要我们好好研究。
中国的工程教育从北洋大学算起大概有100年的历史,对百年来发展中的问题我也归纳一下:
第一,投入问题。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到GDP的4%,这是所有的教育所占GDP的百分比,至于高等教育占的百分比就更低了。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高等教育占GDP的百分比平均水平至少是1%。而我国实际上2006年只有0.6%。社会上认为好多钱都给了高等教育,其实从GDP来看我国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占所有教育经费的20%,且这个比例逐年在下降。高等教育中工科的投入比文科要多一些,科研经费中工程技术方面的研究经费也多一些。但从国家的科技投入中高校所占的份额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别是很大的。因为中国有科学院、农科院、医科院,它们占了很大份额的科研经费。而美国绝大多数科研经费都会到高校去。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程技术教育经费的投入是严重不足的。
第二,水平问题。我国工程教育方面水平参差不齐表现得很明显。好的学校在工科教育方面质量较高,问题不大。我特别感到近年来表现得比较突出的、发展非常快的是国防科工委的那些工科学校,因为项目很多很大,能真刀真枪的去做,所培养的学生质量很好,而且在航空航天领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问题很大的主要是一些是从中专升到大专升到本科又办工科的学校,这些学校的投入不到位,生均经费才2千多元,有的医科学校还不到2千元。我不知道这样培养出来的医生以后能不能治病。可见高校的办学水平参差不齐,部属院校与地方院校、东部院校和西部院校的质量差距非常大。学校办学目标趋同也是一个大问题。各个大学都想办成研究型的,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高校都追求一样的目标,可能和各种各样的指挥棒有关,比如评估;也和某些舆论导向,比如校长论坛。在校长论坛上都谈理念,一谈理念就是一流,一流就是研究型。学校趋同不但办不出特色,也导致相当大的质量问题。
第三,学生的实践问题。工程教育与工业界的联系不紧密,学生参与实践机会非常少。工程教育实践现在比“文革”前可能要差很多,“文革”前我们当时也迫于形势,因为外国封锁,很多事我们要自己做,教师就带着学生直接到工厂做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工业界也变了,比如汽车工业大家都批评是八国联军,全都是外国企业,它不需要新的创新,只需要制造,所以需要大量的技工而不是真正的工程师。也就是说企业没有核心创造能力的需求。希望这种局面以后会改变。工程教育与工业界联系不紧密,使得我们的学生缺乏工程实践。在优秀博士论文评选过程中,发现很多论文只是做了仿真,没有真正到一线,没有看见过真正的工业背景是什么样子。有的工程博士发表了很多论文,SCI也引用,EI也引用。但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到现场去过,根本不知道现场是怎样的。
第四,教师的实践问题。现在高校从事工程教育的教师也严重缺乏工程实践的经验。以前教师要带领学生真刀真枪去做,现在可能不是这样,很多教师都没有工业经验。我觉得一个工程技术的教师哪怕你不到工业界去,至少要在实验室中做。不过现在的实验室也有问题。我最近看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一位教授的一本书,讲他在媒体实验室怎么组织学生做实验,发挥团队作用,并让大家各发奇思妙想,然后去实践。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虚拟的环境也行,哪怕没有直接到工业界,在学校里也可以培养出有实践能力或创新能力的人才。
我对MIT的媒体实验室也印象深刻。实验室里面很乱很乱(我觉得实验室很整齐肯定不是好事),什么东西都有,有很多元件都搞得乱七八糟的,随便学生去拿什么去装什么。媒体实验室挺有意思还在于它不属于计算机系,而属于建筑和设计学院,因为办这个媒体实验室的人原来是学建筑的,叫威廉·米切尔。他写的书名叫《E-topia》,把乌托邦前面的U改成E了。媒体实验室不光做城市规划,也做玩具设计,Logo的很多设计都是从这个实验室里出来的。这个实验室的人很多都非常有想象力,媒体实验室的主任也不是博士或教授,而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特别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人。我觉得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实验室,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创新从哪里来呢?有的人认为需要音乐、艺术之类的素养,这固然对,因为一个人知识面越广可能思路越宽。但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动手,而且实验室是创新最原始的基地,好多现象都是在这里发现的,许多创新思想也是在这里实现、改进和完善的。因此,大学一定要把实验室搞好。
不管怎样,大学教师和工业界的直接联系是很重要的,教师不能一直在学校待着,从不到工业界,而要想办法在工业界做事,获得工业界的经验。
第五,课程问题。现在很多工程教育的课程设计跟需求脱节,内容老化、脱离实际,远离实践。有些计算机课程甚至包括有的精品课程不与时俱进,一直是那几本书。程序设计语言从BASIC讲到FOR-TRAN,再讲到PASCAL,每种程序设计语言都去开一门课。其实好多东西不应这么讲,而应按照它的规律性去讲,讲完以后举一反三,用不着每种语言都分别讲。不少学生反映说计算机课程太老化了,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第六,发表问题。现在很多学校追求发表SCI、EI论文,由于对论文的追求,所以更加重视科学家的培养方式,而不是从工程师的培养方式来进行高等工程教育,就像医科中重视了医学科学家的培养而不重视医生的培养一样。医科跟工科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工程教育如何体现工程师的培养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大问题。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清华被称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但现在工程师不怎么光荣了,因此我们要大声呼吁,工程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光荣的职业。
第七,认证问题。我们的工程教育认证制度和工程师资格认证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在只做了几个领域,如建筑类的,其他的我们都在试验。这可能会对我们整个工程教育产生影响。在工程教育认证当中美国《华盛顿协议》对学生的质量曾提出11条标准,这就等于设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将来还会影响一个工程师的发展。以后我们的工程师不是只局限在中国,因为现在工程师职业是全球化的。我们需要研究和比较美国的标准和欧洲的标准,再确定我们自己发展的目标,把中国的工程师认证制度建立起来,以促进中国工程教育和工程师的发展。
三
当前,中国的工程教育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全球化问题。现在一些外国公司说中国工程师质量不行,这话我们当然要听,但也不能全听。他们说的也有在理的地方,我们需要认真研究。
二是工程教育的复杂性问题。工程教育仅限于各自的学科和专业是不够的,像化学工程从化学到工程到医学、药学等有关联。上面讲到的威廉·米切尔原来是搞建筑的,建筑在我们的脑子里可能就是搞艺术的,甚至有点像文科,在我国建筑属于工科,但在很多国家放在艺术学科中。因为IT的出现,搞建筑的人也开始研究E环境下的问题。其实不但建筑,很多领域都因为IT的冲击发生了变化。现在环境、能源、生态等跟人文社会科学关系很密切,这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仅是科学技术上的可持续,而且包括了人文和社会的可持续。作为工程师,就不能不研究这些问题。工程师还有职业道德问题,因为工程技术是双刃剑,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到,但哪些事情他可以做,哪些事情他不可以做,这些是涉及到伦理道德、人文价值的范畴,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应该有所涉猎。所以,在当代社会工程和工程教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
三是老龄化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它涉及到我们将来的劳动力会缺乏。未来印度的人口会超过中国,印度的大学生也一定比中国多,因为他们现在22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印度人口的60%,而我们则越来越下降。到2040年中国将是最缺乏年轻劳动力的国家。那个时候怎么办?我们的第二产业怎么做,工程教育又怎么做,这是需要尽早进行研究的重大问题。
四是生源问题。我们工科学生的比例其实在逐年下降。工科的招生比例自1997年以来逐年减少,1997年占高校招生总数的37.4%,2006年下降到31.54%。理科也有一些波动,纯理科学生1997年约占10%,2002年最高占到12.09%,2007年又下降到了10.51%。到目前为止,理工科的总体数量毫无疑问是最大的,但相对比例在下降。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看,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理工科的学生多,后来文科学生多,这是有很普遍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优秀的学生是不是选学理工科。现在来看,中国的理科学生不是最优秀,大概医科也不是最优秀的。因此,在将来我们就面临着怎样吸引最优秀的年轻人爱好科学技术、选学理工科的问题。在美国,加州理工的学生肯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我们怎么跟他们竞争?清华工科能不能招到象加州理工学院这么优秀的学生呢?这确实是挑战。
四
针对这些挑战,我更感觉到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的任务重大。工程教育研究中心就是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努力满足大学、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同时在世界上扩大中国工程教育研究的影响力。
中国的工程教育研究要针对中国工程教育的实际和具体问题。朱高峰院长给工程教育研究中心提了很多要求,比如如何处理好不同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就通识教育来说,现在很多学校在推崇,但它与工程教育的关系在不同学校是不一样的。像复旦大学就很强调通识教育,可能对复旦来说这么做是对的,但另一个学校就不一定很合适。是不是所有的工程师就必须经过通识教育来达到目的呢?从世界上看也不是这样。因为不象医科和法学,工科不搞什么“四加四”,本科也不是特别明显的两年通识教育加两年专业教育。工学院是比较独立的一块。
再有像工学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工科院校很多,而工科院校里工学规模特别大,其他学科仅是工科的几分之一,极不平衡。这一格局是院系调整造成的,将解放前很多综合性大学变成单科学校,根据工业部门的需要设置工科学校,工学院因此就很难建立起来。现在世界上开工学院院长会议,中国就不知派谁去,我想恐怕得让分管工科的副校长参加。就此而言,中国高校的组织结构和院系设置也需要好好研究。
工程教育认证也是特别要研究好的问题。现在美国搞了《华盛顿协议》,德国等被排斥在外。德国也成立了欧洲工程师组织,准备搞一套他们自己的标准。中国的工程师是世界最多的,也应该确立自己的标准。为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美国,也要研究欧洲,在此基础上研究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自己的认证标准。而这样的研究一定是国际化的,跨学科的。
最后,祝新成立的工程教育研究中心在学校的领导下、在兄弟院校同行的支持下,办出水平,办出特色!